谈起中国1949年之后的工业建设，人们总会提到苏联援华的“156个项目”，它们其实并非都来自苏联，如德国援建的保定化纤厂项目就名列其中。如果说苏联援华项目是给新中国的工业打基础，那么德国的援华项目就颇有些“画龙点睛”的意味——数量不多，但都是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要害部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北京的华北无线电器材厂；另一个是郑州的第二砂轮厂，中国人简称为“二砂”，德国人就叫它为“砂”（Schach）。可巧的是，二者居然还殊途同归，前者成了中国有名的“798艺术区”，后者变成了号称“郑州的798”的“二砂艺术区”。

　　砂轮，“工业心脏的心脏”（斯大林语）。小到枪管，大到大型舰艇发动机曲轴的磨削加工，没有砂轮的国防工业是不可想象的。“砂轮有啥用？嘿！它可是号称机械工业的‘牙齿’，没有它，大型军工器械根本造不出来，知道与大炮吧？上面的来福线（学名膛线），都是用砂轮精准制出来的！那时候国际形势紧张，间谍都把各国拥有多少砂轮厂，砂轮产量多少进行分析评估，以此作为一个国家军事实力强弱的参考。”2011年接受《大河报》采访时，是年81岁的砂轮技术高级工程师吴伍琛十分激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磨料磨具工业比较落后，全国仅有一个砂轮厂，还不能生产磨料，只能生产少量的陶瓷磨具。”

　　1949年，中国唯一能生产陶瓷磨具的是位于沈阳的苏家屯砂轮厂（前身是始建于1940年的“满洲吴制砥所”，1950年代初改称“第一砂轮厂”）。当时中国不但大部分砂轮“还依靠进口”，而且“轮船运还来不及，有些用飞机运，有些工厂为了砂轮而停工待料”。

　　鉴于砂轮在军工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政府在1953年“一五”计划启动时就决定上马大型砂轮厂。1953年4月27日国家计委与德国签订了合作协议。最早的筹备处于1953年5月在武汉成立，数月后因为河南巩县(现巩义市)发现了大储量的铝矾土矿（刚玉磨料的主要原料），又将筹备处移到了郑州市敦睦路56号。1954年7月27日，国家计委批准厂址定在郑州，起初叫4057厂，1956年前后改称“四〇二厂”，最后定名为“第二砂轮厂”，隶属于一机部二局。

　　1954年11月，德国专家初来郑州援建，此后一共陆续派遣了67位专家，另有随同家属48人。他们为二砂设计了6个生产车间、2个辅助车间和2个动力车间。其中最大的一个车间是拥有弧形锯齿式屋顶的27号车间（制造陶瓷砂轮），单厂房建筑面积即达74376.8平方米，从地表到房顶大梁的空间在16米以上。这些经历过二战的德国专家知道，砂轮厂这样的关键设施在战争时期会成为敌方打击的首选目标（希特勒进攻苏联时，第一批轰炸目标中就有砂轮厂），所以参考战备标准将厂房建得异常坚固。

　　在当时团结友好的气氛下，德国的专家们是真诚而热情的，有时甚至在中国人“改天换地”的豪情感染下有些“热情”过了头。1958年来华担任德国驻华大使馆一秘的霍斯特·布里在回忆那时的气氛时说：“当年，我们几乎都是天真浪漫的狂热分子，总想要直接投身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就算不能在自己的国家，至少也可以在这里大干一场。”这或许从一个侧面描绘了那时来华德国精英们的精神状态。

　　在援建华北无线电器材厂时，德国人提供了他们所掌握的最先进的技术，而且援建二砂时他们更进一步，连自己还没有掌握的技术也要提供。建设这样大规模的砂轮厂对中国人来说固然是史无前例的，而对德国的专家而言，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从德方内部资料看，当时这些专家也是战战兢兢，边施工，边设计，只不过这种情况不能让对他们崇拜不已的中方人员知道而已。据德方事后统计，由他们提供的装备中有60%都是新组装的——他们国内的工业企业中从未试用过。

　　本来在1955年4月2日签订的第一期项目合同中，二砂产量被定为年产砂轮5040吨。可是这个产量在1957年7月19日的后续合同中根据中方建议被改成了12000吨，一下子提升了137%，建成后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砂轮厂，不但要满足本国工业生产的需要，而且还准备出口埃及，援助越南。

　　从一个无法生产磨料的国家一跃而建成世界第二大砂轮厂，或许也只有当年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气魄。也许正是在这气魄的感染之下，来自德国的工程师们也跃跃欲试，要将在故乡无法施展的才华实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1958年，正当工厂建设的关键时期，中国掀起了一阵“大炼钢铁”的热潮。据德方记载，有大批的劳动力被抽去炼钢，工地的原材料也经常供应不上了。比如工程需要1万8千吨水泥，才运来了2500吨，此外还有所需的6600吨钢材和4000立方米木材都无法到位。原材料的缺乏导致办公楼的地面拼凑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片。

　　结果每当德方专家想按照既定设计方案、既定成本施工时，中方施工单位总是倾向于产得“更多”、用得“更省”，甚至不惜为此而更改施工方案。比如有职工用自己试制银坩埚代替原设计中的铂坩埚，把费用从500-600元一个降到10元一个。更有甚者，刚玉车间原计划建4座德国专家设计的“洋窑”，需要耐火砖20万块、钢材5吨和600个工时，造价20万元；而1958年实际采用的“土马蹄窑”则既不要耐火砖，也不要钢材，仅需60个工时和700块红砖，造价只要200元（原设计的千分之一），据发明者说能获得相同的产量，同时用煤还更少。

　　不久之后，一向充裕的人力资源也逐渐吃紧。一方面，由德方精心调教的中方技术骨干，经常被调用到别的项目中；另一方面，1959年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1960年上半年，郑州市委不得不同意二砂党委要求派大量员工去“支援农业”的请求，以减轻粮食供应方面的负担。

　　与苏联援华一样，德方提供的设备和劳务并不是无偿的，它们都会被记入德国对华出口之中，需要中方用外贸物资去偿还。1960年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减少贸易欠账，退订了一大批原先向德国预定的设备——因为这时的中国已经拿不出农产品去交换。中方的这些措施，对工程造成了极大干扰。

　　然而，德方负责人一方面着急工程的进度，另一方面又有些窃喜：工程推进受阻，反而掩盖了德方无力按时提供组装设备的窘境。

　　其二，有一部分设备是德国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然后再转运到中国的。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背景下，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封锁措施甚至比针对苏东国家的更为严格。德国这么一倒手，其实发了一笔小财。可是1959年赫鲁晓夫引发了“第二次柏林危机”，联邦德国等国宣布对德国实施经济制裁，导致其供货中断。

　　其三，也最离谱的，德国在合同中承诺提供的加工硼-硅刚玉的机械（Borcarbid-Sinterkorundanlage），德国国内根本就生产不了！而且还长期对中方隐瞒。

　　但双方都这样拖下去显然不是办法。按原定计划，二砂应该在1959年底完工，1960年初投产。但中国工人和德国专家一起奋斗到1961年，仍然看不到投产的希望。

　　这一下就引来了中德双方高层的关注。因为周恩来总理要亲自过问这个工厂的建设，所以二砂在郑州被称作是“通天的”项目。而它在德国一样是“通天的”项目：一个在中国建设的工厂能够多次进入德国统一社会党局的议事日程，即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厂子的规模巨大，大到了能影响中德关系的程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厂子的建设一再出现问题。分管外贸的局候补委员阿佩尔（Erich Apel）甚至因此而受到责备。

　　而在1961年，两国的关系又正好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德国统一社会党参加了赫鲁晓夫对代表团的批评，导致其与的关系紧张。不过1960年底的莫斯科会议之后，社会主义阵营中又充满了“弥合分歧”的表象，中国与德国的关系又重新升温。特别是因“柏林危机”的爆发，“柏林墙”修建在即，德国的党和政府在1961年特别需要中国的支持。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党关系决定着国家关系，德国统一社会党既要坚定地跟苏共站在一起，又不想太得罪，这就构成1961年中德各项经济合作的大背景。所以，德国虽然没有跟着苏联撤走援华专家（赫鲁晓夫于1960年7月16日下令撤回全部援华苏联专家），但往日那种亲密无间的“兄弟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方专家开始向国内反映：现在中方对我们不信任，我们的专家私下里互相抱怨项目规划及设备缺陷的话，也被（中国）翻译记录了下来，这也在无意之中损害了我国的声誉。

　　从此时开始，中方坚持所有进口设备都要事先查验。德国方面提供的设备在质量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运过来的13个高炉，最多只能同时使用5个，否则为这些高炉所设计的管道无法承受更高的进气强度。同时从德国进口的仪表也并非为这样的高压环境所设计，所以也用不成。但现在中方关注的是：这纯粹是技术问题吗？还是修正主义者故意要破坏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

　　从现已完全解密的德国档案看，德方并没有这样的心思。但与德国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纷争也的确影响到了二砂项目。德国政府尽管没有强行撤离专家，但却通过不再批准专家延期申请的方式逐步减少援华专家人数。同时对二砂项目的投资也大为减少。

　　一些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德国专家已经对这项工程和中国朋友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比如二砂德国援华专家组的党支部、工程师狄特尔·黑塞尔巴特（Dieter Hesselbarth）。他在1961年2月奉命回国之前向国内报告说，他认为自己离开中国的时间太早了，无法保证工厂组装工作的完成。在他看来，由中国同志自己来组装越来越多的设备还有极大的困难。他坦言：尽管中方一度撤走劳动力是延误工期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也不得不说，有一些由德国负责提供的基本设备直到今天都没有送到工地上来。在我看来，德国方面负责同志在延长合同这个问题上是不客观的，因为如果考虑到实际情况，就应该由德方来提出延长合同的问题。但德方什么表示也没有。延长合同的问题是由中方提出来的。”而德方却没有同意。

　　特别令黑塞尔巴特感到不满的是：“可以从许多具体的例子中看出来，大家没有尝试去解决在建造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工地上所出现的困难，而且要把缺点和错误都隐瞒起来，同时还要用一种很过分的方式把它们都归结于中国朋友的愚昧。”他认为，尽管负责组装方面技术问题的德国专家在自己的本职（机械制造）方面是一位好专家，但对于如此规模的工程来说，此人的确缺乏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

　　正如黑塞尔巴特所估计的那样，二砂项目在他离开之后依旧步履蹒跚。中国的一位副部长开始向德方施加压力，要求该厂在1961年12月底无论如何要投产，而且要转交给中国。可是这个期限到了之后，工程的完工还是遥遥无期。而此时中国与德国的关系再次恶化，中方已经开始打破“兄弟国家”之间的惯例，在经济问题上跟德方“较真儿”。在从前的那种“同志加兄弟”的气氛下，双方的经济交往经常是十分随意的，中方与德方在工程项目中的权利和责任并没有被划分得十分清楚，德方因该项目在1956年至1958年期间出口到中国的设备居然都没有具体的购买合同，而直到1958年11月3日才进行了一次合同补签。

　　可是现在，中方明确向德方提出了商业索赔的要求。不得已之下，德国于1962年2月向郑州派出了一个特别调查团。

　　该调查团呈送的内部报告令人震惊：因为设备和设计上的缺陷，“我们每天都在难以忍受的空气环境中工作。”1959年德国专家就发现了这些缺陷，但德国的工业出口部门却没有认线个工业除尘器之后，问题仍旧没有解决。1961年5月的德国调查团也发现了这样的错误，却不跟中国同志讲，反而试图利用项目条款将错误合理化。中国工人的在极其有害的工作环境下作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