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0日是第十八個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豐富多彩的活動在各地舉行。目前，中國已有56項世界遺產，長城、敦煌莫高窟、頤和園、雲岡石窟、福建土樓等蜚聲中外的名勝古跡均名列其中。

　　保護文化遺產、實現代際傳承，是人類共同的責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遺產專家尤卡·尤基萊托在《建筑保護史》中說：“作為對文化特性的肯定和豐富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屬於全人類的共同遺存，文化遺產賦予每一個特殊的地方其可識別的特征，是人類經驗的寶庫。”從這個角度而言，保護文化遺產就是保護人類文明多樣性。

　　人類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進步的源泉。2000多年前，中國人就意識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正是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交往，促進了人類的進步和繁榮。

　　不同文明之間並無優劣之分，早期文明的特質與其所處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例如，幾千萬年前的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徹底改變了亞洲的地理環境：青藏高原、興都庫什山和伊朗高原阻隔了來自印度洋的暖濕氣流，造成亞洲內陸出現大量荒漠地區，隆起的高山上融化的雪水又灌溉形成大小不一的綠洲。綠洲面積因水源豐富程度有所不同，最大綠洲的產出也無法完全自給自足，人們的許多生活必需品依賴交換，客觀上推動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正如元代史專家劉迎勝所說：“歐亞內陸的居民並沒有因為這種惡劣的地理環境而陷於孤立，恰恰是這種惡劣的地理條件，決定了歐亞內陸和北方草原之間必須有所交往。”

　　正因不同文明異彩紛呈，人們才跋涉萬裡尋求溝通。比如中國的絲綢和西方的玻璃器，都曾被對方視若珍寶。英國學者赫德生在《歐洲與中國》一書中說：“公元1世紀的早年，絲綢的使用已經從安息傳到地中海，在安息宮廷中絲綢或許從頭一個中國使節到達時就已開始了。”中國出土的文物中也有不少來自國外的玻璃制品。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硅酸鹽岩石中的石英，分布范圍廣泛，但單純的石英熔點在1700攝氏度以上，在古代需要添加助熔劑來降低其熔解溫度。最好的助熔劑是純鹼（碳酸鈉），地中海東岸分布有大量自然純鹼，因而這裡的人很早就燒制出玻璃制品。

　　世界文化遺產雲岡石窟是新疆以東地區出現的第一個大型石窟群，在當時被寄予凝聚社會共識、促進民族融合和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重新統一了中國北方地區，絲綢之路更加暢通。《魏書》中所記西域國家與中國的距離均以平城（今山西大同）為起點，雲岡石窟中隨處可見中外文化交流的印記。例如，最早開鑿的五座大像窟之一、雲岡石窟第18窟，北壁的像是典型歐羅巴人種形象，但尚無文獻表明曾有歐洲工匠參與雲岡石窟的開鑿，這些異域形象正是彼時中外交流的反映。此外，雲岡石窟裡的裝飾花紋中外雜陳，柱子的某些部分明顯受外來文化影響，既有希臘古典的“愛奧尼亞”式柱頭，也不乏波斯和印度的柱式。

　　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吸引促進了技術交流，從古至今持續影響著世界。例如，瓷器是古代中國送給世界的禮物，今天的制瓷技術依然在迭代升級。以各種稀土為原料，或混入不同金屬元素，或使用多元燒制技術的高科技陶瓷，可以用於人造骨、人工關節等生物醫學領域。水稻也是如此。中國南方稻作系統被列入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雜交水稻技術的推廣普惠人類。非洲已有16個國家種上了中國的雜交水稻，馬達加斯加在貨幣上印有雜交水稻的圖案。

　　藝術是人類共通的語言。人們出國時，常常前往博物館或文化遺產地，通過一件件具體文物了解該國的歷史與文化。在國內，人們也能通過各類展覽了解不同文明的特色和發展。文化遺產不僅能夠觸發人們的思古幽情，對於促進中外交流亦舉足輕重。

　　1973年，時任法國總統蓬皮杜在周恩來總理陪同下參觀雲岡石窟時說：“雲岡石窟毫無疑問是世界藝術的高峰之一。它表明你們的創造精神，是貴國文化遺產對世界最優良的貢獻之一。”同年5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首站在法國巴黎開幕，展品包括甘肅武威雷台漢墓出土不久的“馬踏飛燕”、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劉勝和王后竇綰的金縷玉衣等。隨后，展覽前往英國、加拿大和美國，觀眾人數達數百萬。以文化遺產為主題的展覽打開中國對外關系的新通道，借由文物這一文化和美學載體，中國與世界展開互動與交流。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外精品文物展被引進國內，反映出當代中國的開放視野。例如剛剛結束的故宮博物院“譬若香山：犍陀羅藝術展”，就吸引了大量參觀者。犍陀羅是古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要道，犍陀羅藝術是希臘、波斯、印度等多元文明碰撞融合的產物，體現了絲路沿線文明交流互鑒中煥發的創造活力。

　　“十三五”期間，中國的文物出入境展覽累計達300余項。“華夏瑰寶”文物展、“東西匯流：13—17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文物展，特別是與亞洲46國及埃及、希臘合作舉辦的“大美亞細亞——亞洲文明展”，無不以文物展覽凸顯中國與世界各國文明的交融互鑒，成為“一帶一路”人文交流的“金名片”。

　　可以說，文化遺產幫助我們更好地平視世界。我們既要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理解中國，也要敞開胸懷，加強國際文化交流，在交流中更好地理解世界、理解自己，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

　　文化遺產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在元代，尼泊爾工匠阿尼哥參與了包括北京白塔寺在內的一些著名寺廟的建設。2015年，尼泊爾遭受8.1級強震，許多文化遺產遭到損毀。2017年8月，中國政府正式啟動援尼泊爾加德滿都杜巴廣場九層神廟修復項目，這是中國在尼泊爾開展的首個大規模文物援外項目。

　　西方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起步較早，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保護原則和保護理念，如1931年的《雅典憲章》和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等。中國傳統文物保護以傳統技術和工匠經驗為主。近年來，我們積極學習國外文化遺產領域的先進理念和經驗，借助科技手段進行文物病害機理分析和保護效果評估，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時，我們也認識到東西方文化遺產類型、類別之間存在差異。西方文化遺產以磚石質為主，東方文化遺產則以土木建筑為主。每個國家和地區的文物都有工藝材料的差別，相應的保護工作也要因地制宜。

　　當前，文化遺產保護合作已成為文明交流合作中最具發展潛力的領域之一。作為中國在中亞地區的首個文物遺產保護項目，烏茲別克斯坦希瓦古城歷史古跡保護修復項目已於2019年圓滿竣工。在這一過程中，中方深入研究當地文化歷史及傳統工藝，同時帶去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技術與經驗。孟加拉國毗訶羅普爾古城的納提什瓦遺址考古發掘，則是中國與南亞次大陸國家間的首次考古協作，取得了重大成果。目前，兩國正在積極籌劃建設考古遺址公園，以進一步發掘文化遺產價值，增進當地民生福祉。

　　文化遺產保護合作在符合國際文化遺產保護准則和當地文物保護原則的同時，尊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風俗，有助於實現合作共贏。目前，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作開展的歷史古跡保護修復項目，已從1國1處拓展到6國11處。中國與17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開展的33個聯合考古項目，均得到當地政府與人民的高度評價。

　　澳大利亞學者哈裡森在《文化和自然遺產：批判性思路》一書中寫道：“文化遺產最重要的不是關乎過去，而是關乎我們與現在、未來的關系。”今天，守護文化遺產，推動文明互鑒，日漸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人類社會中的沖突與大自然的變化都會對文化遺產形成破壞，實現文化遺產的代際傳承，任重而道遠。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期待各國攜起手來，在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的過程中更好地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尊重對方的文化，同時創新發展新的先進文化，將文化交流合作不斷推向更深更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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