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吃了一道名叫“茄鲞”的菜。这茄鲞虽是茄子做的，却要多种辅料和繁杂工序相配，吃起来一点也不像茄子。贾府借着这道菜，可是结结实实地在刘姥姥面前炫了一回富，比直接搬出各种金银器皿、奇巧玩意儿来更能令人震惊。

　　清朝皇帝在工艺品制作上的思路与贾府相仿。宫里有的是金玉珠宝、古董珍玩，根本打动不了皇帝。但如果有这么一件东西，乍一看像是木器、漆器或青铜器，细细把玩一阵才发现：居然是长得很像木器、漆器、青铜器的瓷器！那么此刻，皇帝的心情……

　　这种瓷器名为仿生瓷，人称“最不像瓷器的瓷器”。指的是仿造现实生活中的生物、器物等烧制的瓷器。它可以是仿拟人类、动植物，也可以仿照某种器物的色泽和肌理，以惟妙惟肖、以假乱真为最高目标。其中，仿花果或动物形象的瓷器，又称象生瓷。

　　仿生瓷出现于雍正时期，但雍正时期的仿生瓷品种较少，只有仿木、仿玉几类。直到乾隆时期，仿生瓷才达到真正的繁荣。

　　乾隆年间的古陶瓷学者朱琰在他的著作《陶说》里罗列了当时陶瓷能够仿制的各种工艺效果：“戗金、镂银、琢石、髹漆、螺甸、竹木、匏蠡诸作，无不以陶为之，仿效而肖。近代一技之工，如陆子刚治玉、吕爱山治金、朱碧山治银……今皆聚于陶之一工。”无论木器、竹器、金属器甚至外包鲨鱼皮的器物，什么材质的工艺品，仿生瓷都能惟妙惟肖地把它们仿造出来。

　　仿生瓷在乾隆年间的繁荣，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乾隆皇帝自己爱好艺术，对工艺品的制作非常支持。以瓷器为例，早在乾隆二年（1737），乾隆皇帝就下令在淮安关的盈余里“每年存留银二万两”，用作景德镇御窑厂的各项经费支出。乾隆四年，皇帝又下令：“于九江关盈余内每年动支一万两，如不敷用，再行奏请添支。”再次增加御窑厂的经费。

　　有了充足的预算，御窑厂当然可以不计工本，专心致志地研发新品种的陶瓷。乾隆朝的瓷器，虽然在审美上被现代人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工艺水平确实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与国家财政大力支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除了用不完的科研经费以外，仿生瓷的研发还离不开富有艰苦奋斗精神的科研小组。这种歌小组的领头人就是督陶官唐英。

　　唐英，字俊公，隶属汉军正白旗，是今辽宁沈阳人。雍正六年（1728），唐英奉命赴景德镇管理御窑厂烧瓷事宜，乾隆年间正式成为督陶官。唐英虽为文人，但来到景德镇后刻苦钻研制瓷技术，御窑厂在唐英的带领下，仅雍正后期便能烧造出仿古品种四十余种，另有创新品种十几种。乾隆时又有更多的品种问世。

　　《景德镇陶录》对唐英督陶的评价为：“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厂窑至此，集大成矣。”这个评价，应该说十分恰当。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釉料配方，才能使瓷器呈现出竹、木、铜等不同的质感呢？这就要靠窑工们的不断试验了。

　　以仿木釉为例，各种釉彩中，以氧化铁为呈色剂的红釉显然最适合模拟木器的效果。到了18世纪，窑工们发现，如果以硝酸钾代替氧化铅为助熔剂，氧化铁红釉便可呈现出偏橘色的效果，视觉上与木器更加接近。

　　窑工们在经高温烧成的瓷胎上涂刷深浅不同的红釉，模拟木器的纹理、节疤等，再把器物放入窑炉中，用低温二次烧造，从而让器物显出多层次的颜色，更逼真地模仿木头的纹理。

　　而仿雕漆瓷器的制作工艺是先在成型好的半干坯胎上雕刻出各种图案，经高温素烧（不上釉烧制）后，在无釉的胎上涂薄薄一层仿漆釉，再经低温二次烧造而成。仿漆釉与仿木釉的配方有相似之处，都是改良过的红釉。

　　而仿竹器用的釉，不仅在色调上要极为接近竹器的，有的器物还要在施釉时用小刷子刷出纹路，模仿竹子的纹理。

　　至于仿照花果或动物形象的象生瓷，是唐英专门为皇帝和妃嫔定制的陈设用瓷，玩法更为高级。象生瓷不仅可以以假乱真，还有吉祥的寓意。比如石榴寓意多子，花生寓意长寿；菱角+荔枝，寓意“伶俐”；红枣+花生+瓜子，寓意“早生子”……

　　乾隆皇帝信奉藏传佛教。因此，他还会下令烧造一些仿生瓷来招待藏传佛教僧人，或赏赐给宗教领袖，以此炫耀御窑厂工匠制瓷技术的高超，提升宗教人士对皇帝的仰慕度和忠诚度。

　　这类具有宗教用途的仿生瓷，器形通常具有鲜明的藏传佛教特色，比如仿银釉多穆壶、仿金釉轮、仿木釉金里碗等。

　　这种碗的造型取自地区的札古札雅碗。札古札雅是藏语“核桃树”的音译。藏族人相信，用札古札雅碗喝饮料可以预防、治疗偏瘫和心脑血管病

　　雍正、乾隆时期的仿生瓷，数量众多，制作精良，仿制得也惟妙惟肖，但从陶瓷艺术的角度看，这类器物难免有刻意追求偏门、炫耀技巧之嫌。成本高昂、实际用途不大的仿生瓷，更是与同时期质朴实用的民窑器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如此，仿生瓷中体现出的高超制瓷技术，依然是不容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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