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甘肃定西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引发了黄土高原最干旱地区罕见的大洪水。几天后，漳县当地村民发现，由于山洪的冲刷，漳河岸边的山坡上露出了几座古墓的棺材。于是，有村民向县文物保护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

　　县文化馆文物组接到村民报告后，立即赶到现场。考古队调查发掘后，对几处文物进行了整理，得知这个3万平方米的古墓群是元代汪世显的家族墓。

　　自1972年以来，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先后对王家族墓地进行了发掘，出土了700多件珍贵文物。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文物就是“莲花形玻璃托盏”。

　　莲花形玻璃托盏，是迄今为止出土最完整的一套元代玻璃托盏，是中国古代玻璃制品中的稀世珍品。八瓣莲花形茶托与七瓣莲花形茶盏，通体半透明，仿佛一朵盛开的“蓝莲花”。

　　楼上有高人说，国外没有“琉璃”的说法，大概不错。因为，“琉璃”，的确是一个历史久远的中国概念。当然，这里面也许有汉语译名的因素。

　　其曰：“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羸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用给矣。”

　　当时，“瑠璃”被视为国宝。学者认为，“瑠璃”即“琉璃”，是《汉书》中所说“璧流离”的“省称”。

　　当代有学者说，“璧流离”，与佛教文献中的“吠琉璃”、“吠琉璃耶”、“毘瑠璃”等，皆源于梵语。指克什米尔地区所产蓝晶石、青金石为原料的制品。

　　汉代之前，上推至战国时期，还有“璆（qiu）琳”、“琅玕”、“陆离”等说法，学者们认为，皆亦是指“琉璃”。

　　上世纪20年代，中国开展田野考古后，不断发现玻璃制品。当时的人们，不相信元明之前中国会有玻璃，以致把玻璃残片看做是后人混入的物品，不仅不报道，甚至扔掉了。

　　改变从上世纪70年代逐渐开始，但在考古报道中，不少仍然沿袭清代的说法，称之为“料器”；或者称其为“琉璃”。

　　《梁四公记》载：“扶南大船从西天竺国来。卖碧颇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库府当之不足。”

　　颜师古是那时的大儒，他 认为，“琉璃”是天然所成，人工的为“假琉璃” ——这个“真假琉璃说”，有很大的影响力。

　　南宋大学者程大昌，在他的《演繁露》里，系统反驳了颜师古的“真假琉璃说”。指出，追溯到《穆天子传》，一切古代的“琉璃”，皆为“石铸”，而非自然生成。他说，进口的“玻璃”也是“琉璃”，只是，国产“琉璃”色泽光鲜但不耐寒暑，进口“琉璃”淳朴黯淡但能经住骤冷骤热。

　　1928年之后的数年间，洛阳孟津村东周古墓群大量出土文物外流。其中有一批玻璃珠、嵌玻璃珠铜镜和带钩，经外国传教士之手流向国外。经成分分析发现，汉代寄之前的中国玻璃制品，含氧化钡和氧化铅，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有很大区别。

　　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玻璃器中，以“蜻蜓眼”玻璃珠最多，几乎遍布全国。湖南、安徽、福建、陕西等地，还出土了一些“玻璃璧”。湖南不少小型墓葬中亦有玻璃器出土，可知当时的“士”和“庶人”阶层能以这些器物随葬。

　　唐代玻璃制品使用范围扩大，形制各异。从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些是在中国传统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出土的玻璃制品中，有不少具有中亚西亚特征。

　　中国“玻璃界”权威、著名科学家干福熹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玻璃技术发展史》中，概括了中国古代玻璃发展从玻璃成分演变角度划分的五个阶段：

　　自然界存在大量的矿石、玉石和宝石，这些都属于晶态物质，由多晶体或单晶构成，玻璃不一样，虽然其多半呈晶莹透亮且非常坚硬的状态，但玻璃却不是晶体，而是一种非晶态物质。晶体都有固定的熔点，比如金属纯铜（红铜）的熔点为1083℃，一旦达到这个温度，晶体的内部分子结构发生变化，纯铜即由固态转变成液态。玻璃与此不同，没有一个固定的熔点，只有一个使其形态发生变化的温度范围——随着温度不断上升，固态状的玻璃会变得越来越黏稠，直至成为一种液态。在整个转化过程中，玻璃内部的分子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所以，玻璃是一种材料的一种状态，可以说是物质在固态、液态、气态之外的第四态。

　　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为石英砂，单纯用石英砂就能制成石英玻璃，可石英砂的熔点为1750℃，这样高的温度在古代是无法达到的，因此古人通过在原料中添加助熔剂的方式来降低石英砂的熔制温度，通常的助熔剂为自然纯碱、草木灰或铅丹，此外还需要加进一些石灰石作为稳定剂。有了石英砂、助熔剂和稳定剂，经过一定的技术工艺，才能制造出简单的玻璃。

　　由于玻璃温润半透明的材质，与玉器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所以早期中国玻璃制品的主要作用就是替代玉，制作仿玉的礼器，这种情况在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地区尤其常见，可能与当地的玉矿资源不足有关。

　　在后来的历史过程中，琉璃制品才逐渐脱离玉，成为一种独立的工艺品，但更多依赖西方进口。南北朝至唐宋时期，人们对来自西方的琉璃制品也是相当珍爱的，这一定程度上和佛教有关，因为佛教把琉璃视为七宝之一。中国古代玻璃的名称很多，琉璃是其中最常用的，其他名称还有璆琳、流离、琅轩、药玉、陆离、瓘玉、料器等等。玻璃这个名称最早使用在南宋，是称西方进口的玻璃器。

　　关于中国琉璃的起源，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商代的冶金、炼丹、原始瓷工艺是我国玻璃制造业的三个重要萌芽条件。高温溶结的釉滴可形成最早的玻璃体，利用制陶工艺与冶金化学的经验，以石英砂为原料，塑形后经高温烧制，即可制成表面光亮的原始玻璃管珠。但因为当时烧制温度不够，砂粒无法全部熔融，也无法制造更大的器物，因此可以把商代看作中国玻璃的萌芽期。

　　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陕西周原、山东曲阜（鲁国墓）、河南淅川（楚墓）、江苏苏州（吴国王室窖藏）、山西曲沃（晋侯墓地）等西周前后期的墓地，考古学家发掘出大量人工合成的半透明珠管。这些蓝色、绿色的玻璃状珠管，质地疏松含颗粒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玻璃，而是被烧结的石英砂结构，即釉砂或玻砂，是原始的玻璃形态。西方考古学家在距今5000年前的古埃及墓中，也发现了大量类似的器物，这种原始玻璃材质在全世界的考古界被统一称为费昂斯（Faience）。

　　春秋时期玻璃器发现的数量比较少，直到春秋晚期，仿玉玻璃器在此时出现。战国时期比较流行仿玉玻璃器。仿玉玻璃器的器型仅有玻璃璧和玻璃剑饰这两种。此外还出现了玻璃印章。战国玻璃器比较流行“蜻蜓眼”式的图案纹饰。与前期相比，战国玻璃器的工艺有了很大提升和发展，不仅器型更为规整，而且光洁度更好。

　　西周墓葬和遗址中曾出土很多件人造彩色珠、管 ，这些料器外表呈灰白、浅绿、浅蓝等颜色，不透明，一些表面有釉，其断口都为糙面，质地疏松，手捏即碎。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玻璃，其实这些材料只是釉砂，外文译名为“费昂斯”，也称作人造多晶石英珠，其内部几乎都是晶态状的二氧化硅，而通过熔融、经冷却后固化成形的非晶态无机物，才是真正的玻璃，根据考古资料，中国最早的玻璃制品出现在春秋末战国初的墓葬中。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把保存完好的青铜剑，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在此剑剑格的两面镶嵌了玻璃和绿松石，其中镶嵌的玻璃块仅存两块，呈浅蓝色，半透明，内含较多小气泡。两块玻璃形状不同，一块呈球冠形，另一块形状不规则，直径都不足一厘米。

　　剑身上有八字鸟篆错金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用銓（剑）”，越王勾践是春秋末越国的君王，在位之年为公元前497年至前465年，由此可知，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制造年代一定不晚于春秋末年，世人往往惊奇于这把剑的铸造技术，很少了解剑身上的两块小小蓝色玻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真正玻璃。

　　经科学测试和分析，越王勾践上的玻璃主要成分为钾钙硅酸盐，这种化学成分的玻璃是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地区所没有的，而中国原始瓷在烧成时温度过高而流下来形成的透明釉滴，其成分恰是钾钙硅酸盐，这种釉滴已是玻璃态物质，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古玻璃，也由此可见，中国长江流域最早的古玻璃制备技术可能从原始瓷釉技术演变而来。

　　在青铜器上镶嵌绿松石以装饰并增加价值的“铜镶玉”工艺，在殷商时代就已发达，越王勾践剑不全用传统的绿松石而增以玻璃作为镶嵌物，可见在当时这种材料十分稀少而名贵，这样才符合勾践显赫的帝王贵族身份。

　　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现存最早的玻璃器物中最多见的是一种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公元前5世纪前后，这种镶嵌玻璃珠首次在中原地区出现，数量虽然不多，但都出自于等级高的贵族大墓。比如著名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所谓的镶嵌玻璃珠，指的是单色玻璃珠母体上嵌进另外多个不同于母体颜色的玻璃，嵌入物在母体形成多个环环相套的同心圆图案，乍看类似动物的眼睛，故而俗称为“蜻蜒眼”。其母体颜色多为深浅不同的蓝色、绿色和橘，有半透明也有不透明。春秋末战国初的镶嵌玻璃珠多为圆球形，但不规整，有的呈现不规则的扁方形或扁鼓形。珠子的尺寸较小，一般自径都在1—1.5厘米之间，仅有极少数直径大于2厘米，曾侯乙墓共出土173颗镶嵌珠，其中只有2颗的直径大于2厘米。这种镶嵌玻璃珠极为复杂，整个工艺流程完全靠手工制作，所以成品后的“蜻蜓眼”大小全不一致，更没有两个图案一模一样的镶嵌玻璃珠。

　　彩色的镶嵌玻璃珠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0世纪初的地中海沿岸，到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时成为中亚地区最为流行的珠饰，中国境内的这种镶嵌玻璃珠是春秋末期突然出现的，其外观和材料成分都和西亚地区类似的镶嵌玻璃珠相同，所以学者都认为，中原地区前所未有的蜻蜓眼是西方传入的贸易品。

　　战国时期的镶嵌玻璃珠更为常见，出土地点已遍布全国，其中湖南、河南、湖北三省出土最多。与早期珠子相比，其形状更为规整，且尺寸普遍比早期略大，例如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出土的19颗镶嵌玻璃珠，其中最大者直径2.7厘米。

　　战国中晚期镶嵌玻璃珠的化学成分与春秋末战国初的珠子有很大变化，绝大部分已不是钠钙玻璃，而是以氧化铅和氧化钡做助熔剂的铅钡玻璃。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墓出土的包金镶玉银带钩上镶嵌有3枚玉璧，在玉璧的中间孔眼之上还镶有着数件玻璃珠，发掘时只保存了其中3颗，经检验，这些玻璃珠是典型的铅钡玻璃，这种含钡的玻璃是世界其他古玻璃从未出现过的，欧洲直到19世纪，才把氧化钡添加到主料中以增强玻璃的折射率，因此学术界视其为中国古代玻璃的显著特征。

　　湖南是出土战国玻璃器数量最大，品种最多的地区之一，有将近400件，其中不单有镶嵌玻璃珠，还有各种管、剑饰、璧、玺印等，1955年长沙市陈家大山墓出土的深绿色的涡纹玻璃璧直径14.1厘米，重225克，是中迄今发现最大最重的战国玻璃璧。

　　这种玻璃璧正面为各种纹饰，表面有明显打磨痕迹，反面则粗涩无光，应该是先利用为单范模制铸造，之后再经打磨加工成型。

　　战国时期玻璃璧的器形、颜色、纹饰都与同时期真正的玉璧相似，可见是一种仿制品，从新时器时始，华夏先民即视玉璧为重宝，湖南不产玉，而玻璃是最理想的代玉材料，战国时期的玻璃制。